一个作者和一份杂志的关系，有时真是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前些天一家媒体约我谈谈百年京剧发展史上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记者拿出当作引言的就是我发表在《博览群书》上的文章《知死而后知生》。屈指一算，我和《博览群书》的交往，已经有七八年，先后为杂志写了十多篇文章。不知不觉中发现，到目前为止，《博
但这些年里我并不常为《博览群书》杂志写文章，原因很复杂。从内心深处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对这份杂志的情感使然。
我做文字工作二十余年，除了从事专业研究，也经常写些评论，甚至包括一些对社会现象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散见于各地报刊，但我很少长时间地为一家杂志写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个作者，我始终有个顽固的念头，我以为作者和杂志之间如果合作的时间一旦长久了，就很难长期保持某种必要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之所以必要，是由于编辑与作者之间本该构成的那种必不可少的张力，很容易因长期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间的信任感和依赖性而遭到破坏。通俗地说，作者之所以需要编辑是由于作者面对内心写作而编辑面向读者发稿，专注于内心的作者，他的文章是否切合读者的需要以及趣味，自己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觉察；而且，每个作者在长期写作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些无法自知的陋习，再好的写手也难免有其缺陷。面对一个陌生的杂志和编辑时，这些问题很容易成为文章发表的障碍，这会促使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谨慎行文，认真推敲；然而在给熟悉的杂志和编辑写文章时，恰恰由于熟悉，由于发表的障碍被这种熟悉而生的信任与依赖扫平了，写作态度很容易产生微妙的变化；除了提醒作者在写作阶段就惕然对待文章以外，一个优秀编辑的特殊价值还在于他能够及时地向作者指出文章中的各种缺失，尤其是一些自以为是的废话唠叨，一些习焉不察的俗趣，但是一个熟悉的杂志及编辑，有时可能因爱屋及乌而连同这些缺陷也一起欣然接受，有时会碍于面子予以放纵，对文章的评价尺度会有形无形地渐渐松弛，这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杂志而言都不是件幸事。作者与杂志社及其编辑之间因长期合作产生的深厚友谊，固然值得称道，只是友谊一经形成，作者本身自应该倍加珍惜。要想保持真正长久而纯粹的友谊，其责任主要不在于杂志社以及编辑，而在于作者，在于作者需要尽可能自我省察，主动给杂志和编辑留出给予文章以客观评价与判断的空间，这才是情分的前提。
大约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经常给一些陌生的杂志写稿子，不是为了重新体验年轻时习作得到从未谋面的杂志编辑发现与赏识的快感，更多是要通过给陌生人写文章以激励自己保持文章得到杂志及读者认同所必需的充实内涵和行文的可读性。但我却依然和《博览群书》合作了那么多年，直到现在，虽然其间也时有中断。
记得从１９９８年初在《博览群书》发表文章《我们都应该怕“尚方宝剑”》起，先后给杂志写了多篇从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视野重新解读元杂剧的文化随笔，它们形成一个名为“元剧札记”的系列，本想长期将这个系列文章写下去，促使我停笔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而中断了这组文化随笔的写作，不如说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渐渐感到思想不能集中，文气不能接续，文章仍在发表，却不由得从中体会到编辑们的宽容，于是停笔显然就是最好的抉择。
后来给《博览群书》写的文章，包括开头提及的《知死而后知生》，就以杂志约稿为主了。在作者与杂志的关系中，杂志接受作者的投稿与杂志主动约请作者写稿，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交往方式。相信许多作者和杂志的交往过程中，都经历过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
在我看来，要保持和一份杂志真正良好的关系，投稿与约稿这两个阶段都很重要。一份好的杂志，经常需要从杂志以及读者的立场出发，组织作者撰写针对某些特定话题的文章，这时约请合适的作者就尤其重要，而善解人意的编辑，知道应该向哪些作者约写怎样的文章，尤其是知道如何让作者写出足以凸显其知识背景及思考的、与其性格情趣相宜的文章。
我曾经坚持认为一位知识分子应该在自己的学识与专业的基础上对公众发言，但是既然是为杂志写杂志及读者所需要的命题文章，某些场合必不可免地要涉及到超出自己专业范畴之外的话题。感谢《博览群书》对我的理解，每当给我出题，都充分考虑到我的能力与兴趣所在，不让我有露怯的机会。我想这大概可以算是更深一层的缘分，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我和这家杂志已经交上了朋友。
“朋友”是一个内涵很丰富、伸缩性很强的词汇。当我说我已经将《博览群书》杂志视为“朋友”时，我取的是这个词最具感染力的意思――和它最接近的另一个词叫做“知己”。在我心里，这个定义已然存在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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